八十五岁的我，从《六一诗话》到民国时期种种同类的书，大概都翻阅过；今人“诗法”之类，也大抵涉猎过。印象比较深刻的，还是俞陛云的《诗境浅说》，一新耳目的要数少年时读的《饮冰室诗话》，而常置座右、经常过眼的，则是《石遗室诗话》和《兼于阁诗话》。现在忽得徐晋如博士的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，捧读一过，
我把这篇书评取上这么一个题目，正是根据徐君此书的内容。陆游告诫他的儿子：“汝果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”。这是因为陆家子弟从小就已熟读经史，并接受了诗法?包括词汇、句法、声律、对偶，等等?的训练，所谓“诗内功夫”已经不在话下。而我们今天即使是中文系的本科生、古典文学的研究生，也十分欠缺“诗内功夫”。
那么，“诗内功夫”和“诗外功夫”，哪一种更重要，哪一种更容易掌握呢？
可以肯定地说，“诗外功夫”最重要，而“诗内功夫”最容易掌握。所以，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在第一编“总论”中，特别强调“诗外功夫”。
“总论”中惊世骇俗的见解，一扫五四前后“贵族文学”、“平民文学”的说法，而提出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?自然贵族?的“雅文学”。这不是回复到“贵族文学”去，而是继承“士大夫”传统，形成“现代知识分子”的雅文学。这种文学的作者是罗曼・罗兰，是鲁迅，是闻一多，是顾准，是聂绀弩，总之，是梁启超说的具有“欧洲之真精神、真思想”的现代知识分子。因此，徐晋如提出如下一些看法矫正几千年来积非成是的旧说：
?１?《诗经》的风诗不出于民间。尽管钱穆、朱东润两先生早已提出过，但徐晋如却把这一结论提到历史的高度，说明了其所以然：周朝的贵族还保持部落政治形态的残余，君民共同劳动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，子革对楚灵王：“昔我先王熊绎，辟在荆山，筚路蓝缕，以处草莽，跋涉山林。”昭公十六年，郑子产对晋韩宣子：“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，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，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。”《国语・鲁语》敬姜具体叙述了“王后亲织玄?，公侯之夫人加之以??，卿之内子为大带，命妇成祭服，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，庶士以下，皆衣其夫。”《孟子・滕文公上》述农家学派许行的理论：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飧而治。”这些资料可佐证徐晋如的论点：周朝的贵族和欧洲中世纪“流血不流汗”的贵族完全不同。
其所以要这样论证，则是为了肯定这一论点：中国文学传统，是士大夫的雅文学。
?２?诗是个人主义的产物。我们曾经被误导过，以为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。其实英国的个人主义，是强调个人的权益和尊严不容侵犯，其核心即独立的人格、自由的思想。徐晋如认为，只有这样的思想感情，才能凝铸成真诗。所以，他不承认山水田园诗，也反对白居易的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对李白的《静夜思》直斥为“平庸”。
?３?诗人必须是思想家。我以为这点最重要。我一向认为，有知识不难，有思想最难。屈原有思想，班固却斥其“露才扬己”；贾谊有思想，绛、灌之属却毁谤他“年少初学、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”；王勃等唐初四杰有思想，裴行俭却骂他们“浮躁浅露”。正如龚自珍所慨叹的：“以退缩为老成，国事我家何知焉?”从今日来说，真正的诗人，应该是西方定义的知识分子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），即罗曼・罗兰式的，站在弱势群体立场，对社会上一切非正义、不公正现象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本质的批判。
?４?批判“新国风”与“伪崇高”。对这两者的批判，纯粹是因为它们极其虚伪。诗歌表现的是赤子之心，是对人性自由与尊严的追求。在中国长达两三千年的专制高压下，士大夫曾巧妙地表达过自己的诉求。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，周王室卿士刘康公已经提出：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”《易・说卦》：“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《易》六画而成卦。”从先秦就确定了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?《孝经・圣治章》引孔子语?这一观念。引起我们注意的是，在皇权高压的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却出现了“人中”一说。人之唇上，名曰“人中”。为什么叫人中呢？赵孟?解释说：目耳鼻双窍属阴为坤卦，口二便单窍属阳为乾卦，坤外乾内，合成六十四卦中的泰卦，坤为地，乾为天，人居天地之中，故唇上名之为人中。此说见诸元人杨?《山居新话》卷二，亦见诸元人陶宗仪《辍耕录》卷五。清朝尤侗引陶宗仪所记，更发挥说：“盖人身有小天地，有天地，然后水火生焉。乾坤交而人之形成，坎离交而人之神生，故有地天泰，乃有水火既济。反是则否（ｐī），有倒悬之状；未济，有相射之害矣。”（《艮斋续说》卷七）
从赵孟?提出“人中”与泰坤的关系到尤侗的最后解释，剥除其神秘的象数外衣，其内核实际是诉求一种顶天立地的独立人格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“泰”，《彖》所谓“天地交而万物通”，“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。”
追求自由是人性，是赤子的真诚。只有具备这种真诚，才能写出真诗。而“新国风”那种伪平民立场，黄巢、赵匡胤、朱元璋那种伪崇高，只是对真诗的亵渎。
?５?对唐、宋诗的分析。在第２５页注?１?中，徐晋如有一段简明而中肯的论述，指出?一?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、?二?穷理析义，须资象喻、?三?竟体空灵，余意不尽，这三个诗词体性的特征，是唐诗的特征，而唐诗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它侧重表现――表现自然与表现内心。而宋诗却侧重达意，倡导的是明白如话地表达。徐晋如本人是更欣赏宋诗的，因为一旦不满足于表现自然，而要表达内心的痛苦与哀矜，那么宋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这是他的经验之谈，我也中心有戚戚之感。根据自己学诗的体会，我觉得由唐诗的缘情发展为宋诗的说理，是诗人的情意由间接的微婉的讽谕的抒情，变化为直接的直露的深刻的说理，亦即由比、兴手法而变为赋的手法，这其中一个关键，是诗人的情意被现实所激化，他不愿以缓节奏去托物以讽，而必须喷薄而出，一吐为快。如晚清宋诗派诗人魏源，他的《寰海》十一章之四：
谁奏中宵秘密章，不成荣虢不汪黄？
已闻狐鼠神丛?，那望鲸鲵?渤攘。
功罪三朝云变幻，战和两议镬冰汤。
安邦只是诸刘事，绛灌何能赞塞防?
１８４０年?道光二十年?九月，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林则徐、邓廷桢被革职，清廷改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，到广东“议抚”。琦善至粤，力反前任林则徐所为，遣散水勇，拆除海防，并擅自议订《穿鼻条约》，允许割地赔款。魏源此诗即针对朝廷这种昏暗状况而作。
“谁奏中宵秘密章”，半夜密奏，极写投降派外慑强敌，内惭清议，形同鬼蜮，惶遽万状。
“不成荣虢不汪黄”，不成了荣夷公、虢石父，不成了汪伯彦、黄潜善吗？荣夷公见《国语・周语》：“厉王说?悦?荣夷公。芮良夫曰：‘王室其将卑乎？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……荣公若用，周必败。’”虢石父见《史记・周本纪》：“幽王以虢石父为卿，用事，国人皆怨。”汪伯彦、黄潜善列《宋史・奸臣传》。魏源此句是说，这样半夜密奏以排斥林则徐、邓廷桢，你们?穆彰阿、琦善等?不成了荣夷公、虢石父、汪伯彦、黄潜善一类误国的奸臣吗？
“已闻狐鼠神丛?，那望鲸鲵?渤攘。”“神丛”典出《战国策・秦三》。魏源以“神丛”比喻朝廷，狐鼠比喻琦善等奸臣。奸臣弄权，清室必亡。“鲸鲵”出自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“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鲸鲵而封之，以为大戮。”此指英国侵略军。?渤，即渤海，此借指南海。以上二句说，已经听说投降派假借皇上的命令和英国侵略军议和，哪里还能希望把强敌从海上击退呢？
“功罪三朝云变幻，战和两议镬冰汤。”道光开始重用林则徐、邓廷桢，后来迫于英国政府的威胁，又撤职查办他们。变化有如白云苍狗?杜甫：“天上浮云如白衣，斯须改变如苍狗”?；开始主战，后又主和，后来又下诏宣战。如同一个锅里，又放冰块，又放开水。喻举棋不定，自相矛盾。
“安邦自是诸刘事，绛灌何能赞塞防?”《史记・高祖本纪》：高祖病甚，吕后问死后谁可为相国，高祖答之，因言“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刘氏者必勃也。”勃封绛侯。灌，颍阴侯灌婴。吕后崩，吕禄等欲为乱，灌婴与周勃、陈平等共诛诸吕，立文帝。魏源此二句以反讽语气说，安定清王朝当然是满洲亲贵穆彰阿、琦善他们的责任，林则徐、邓廷桢他们怎能平定灾难呢？
通过魏源此诗，可以看出“宋诗”风格的特点。正如严羽所说，它是“以议论为诗”，全诗八句，纯为议论。然而这种议论，不是白话直说，而是句句用典，字字有来历。这叫“以学问为诗”。大量运用典故来发议论，十分切合，十分疏畅，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力，这是“以才气为诗”。
徐晋如说得对，唐诗如春华，宋诗如秋实。年青人初学，应从唐诗入手。少年人才气发皇，适合唐诗韵调；中老年人阅历既富，感情内敛，适用宋调。
我主要是评论该书第一编总论部分。至于第二编诗说，第三编词说，其可贵之处，是皆为自得之言：绣出鸳鸯以君看，更把金针度与人。例如：老杜的“字眼”；五律求丰神情韵，七律求筋骨思理；南社诸人学龚自珍无成之故；渔洋七绝之法；善为诗者多，善为古文者少。凡此种种，都是作者深造自得之言，对学诗词者极有益。
书中所讲种种作诗填词之法如平仄、对偶、句法，等等，前人所谓“诗内功夫”，我除了完全赞同徐晋如所讲的，还想劝初学诸君下个笨功夫，即熟读并多写。那些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诗三百首》《明诗三百首》《清诗三百首》，以及古今人的《词选》，只管去苦读，读得多而且熟，又不断地做，自然熟能生巧，平仄也分得清了，格律、风调也摸得熟了，自己写的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。
第四编结语，谈到诗词的当代命运，批评诗词的“改革派”，也深有见地。我也认为那些所谓“改革派”反对用典，反对字、词、句的典雅是荒谬的。其实这些在会作诗填词的人看来是最简单的、容易掌握的；真正难的是有思想，有激情，而又有理性。也就是“诗外功夫”最重要。
只有向天上窃取火种给人间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，才是真正的诗人。书中所引女词人丁宁的七阕《玉楼春》，就是典范之作。
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徐晋如和其本师陈永正先生对新旧诗毫无门户之见，这因为陈永正先生既写旧诗，也写新诗，徐晋如则早岁受业新文学研究学者蓝棣之先生，在学术统系上并不排斥新诗。我和他们俩一样，认为有诗味就是诗。但是晋如认为“存在”、“彼岸”、“荒谬性”等哲学题材，只适合于新诗来表达，我颇觉“张茂先我所不解”。永正先生注释的王国维诗词，和钱钟书先生的《槐聚诗存》，都有很多哲理诗。
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最后引陈永正先生的一段话，提出新旧诗只能分道扬镳，而不是合流共济，这使我想起沈祖?先生，她的《涉江词》、《涉江诗》脍炙人口，但抗战时期她曾用“绛燕女士”的笔名，出版了一本新诗集《微波辞》，五十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“让风雨筑成小巢的四壁。”
究竟是“分道”还是“合流”，怕还要让时间、实践来检验。
（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，徐晋如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９月版， ２４．００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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